AI用电量极速攀升引热议，会导致能源短缺吗？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
如果能够切实有效地维持和加强全球治理，21世纪的世界仍然可能享有长期的和平与繁荣。在这100年中，欧洲各国之间，尤其是列强为了解决关涉多方的共同问题而召开了许多国际会议，进行面对面的外交。
兰德公司在其2017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呼吁美国以19世纪的欧洲协和经验为借鉴，在尊重既有规则和秩序的基础上主动进行国际协和，进而构建稳定、可持续的世界新秩序。其中，19世纪欧洲协和（European Concerts or Concert of Europe）所推动的国际治理及其带来的百年和平，尤为值得重视。在政治上，美国国内民主、共和两党在气候问题上针锋相对，分化和对立严重。在此背景下，协和的关键性再度受到研究界的重视，新的国际协和也成为有效治理21世纪世界事务的潜在路径。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亟须通过加强全球治理予以积极应对。
日本和新加坡等国家在缺少美国的情况下，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取代《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成为没有美国参与的区域治理的一个突出案例。在全球层面，加拿大和欧盟于2019年7月25日共同宣布，建立一项临时协定或者临时机制，应对WTO上诉机构面临的危机。人之受命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
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春秋繁露·如天之为》：阴阳之气，在上天，亦在人。然而其辞体天之微,故难知也。（《汉书·董仲舒传》《天人三策》）概括这一大段话的意思就是，只要累德行善，天下归心，就会召至天降祥瑞符命
奥巴马政府在《巴黎协定》的形成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特朗普政府的退群行动进一步扩大了全球治理赤字，世界主要国家或国家联盟在美国缺位的情况下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日本和新加坡等国家在缺少美国的情况下，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取代《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成为没有美国参与的区域治理的一个突出案例。冷战结束后，美国将其为单极世界构建的世界秩序称作自由世界秩序。历史经验还表明，世界大变局往往意味着在一种长期存在的世界秩序趋向终结、新秩序仍充满不确定性之际，世界面临着极端复杂而又十分危险的形势。作为一种理论学说和行动主张的全球治理逐渐失去上升势头。
2019年12月15日，由西班牙协助智利承办的马德里联合国气候大会（COP25）在诸多谈判目标（尤其是建立碳市场）上没有达成协议。与之相比，1945年在世界大战的废墟中诞生的联合国和国际经济组织，植根于厚重的世界历史（尤其是欧洲协和） 所提供的经验和教训。其中，19世纪欧洲协和（European Concerts or Concert of Europe）所推动的国际治理及其带来的百年和平，尤为值得重视。在巴黎和会上，美国威尔逊政府揭露了欧洲协和的阴暗面。
1920年成立的国联，似乎是为了汲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但是国联并非欧洲协和的重建。在政治上，美国国内民主、共和两党在气候问题上针锋相对，分化和对立严重。
也唯其如此，人类在21世纪才能继续享有和平与繁荣。兰德公司在其2017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呼吁美国以19世纪的欧洲协和经验为借鉴，在尊重既有规则和秩序的基础上主动进行国际协和，进而构建稳定、可持续的世界新秩序。
直到今天，在全球治理大旗下的联合国改革仍然是未竟之业。欧洲协和有很多阴暗面，例如各种不可告人的秘密协议。古特雷斯还指出，气候变化，已经是一场气候危机。在美国，著名的战略研究智库兰德公司和老牌智库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等研究机构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重要研究。匈牙利裔英国学者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考察19世纪欧洲这段历史的基础上强调，政府要嵌入市场活动中，也就是主张政治对经济的介入。单极世界与全球治理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世界秩序。
长期担任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会长的著名学者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将欧洲协和视为迄今为止人们在建立和维系国际秩序方面最成功的案例。这种时代背景下，在全球层面治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以史为鉴，在充分借鉴相关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积极探寻当前全球治理困境的破解之道。
2019年12月11日，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机构在运行了24年后正式停摆。中国正在与国际社会其他同道国家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
当此之际，如果对大变局缺少有效的集体治理，这种世界性危险很可能会不断被放大并严重恶化，甚至引发历史性的世界灾难。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未必等于美国放弃了世界领导，但可以明确的是，在特朗普政府治下，单极世界几乎不再存在。
哈斯指出，气候变迁、贸易争端和网络空间的冲突等全球性问题的发酵，使美国更加需要寻求他国的帮助。在区域方面，美国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正在崛起的美国介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则发起成立了国际联盟，不过美国最终没有参加国联。这个政府把自己严格区别于从老布什到奥巴马的后冷战时期的美国历届政府，号称让美国再次伟大，践行经济民族主义和美国优先，却并不想继续奉行后冷战时期在美国主流价值观主导下、以领导世界为核心的传统外交政策，而是对其进行重大调整，包括接连退出一系列现有全球治理进程（尤其是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协定）。
第二作者系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副教授 文章原载于《当代世界》2020年第3期，注释略 虽然全球治理的概念在冷战结束后才开始被广泛使用，但其实践可以追溯至国际关系史上一些国家通过跨国协调解决共同问题的经验。那些美国退出或原本就不在其中的国际组织和多边协议，美国与它们的关系仍然复杂。
20世纪初，在19世纪曾经如此有效的欧洲协和逐渐衰落。1993年欧盟正式起步，并试图在加速迈向一个更紧密共同体的进程中推进地区治理和全球治理。
然而，联合国在长达40多年的美苏冷战中并没有完全实现其设计的原初使命，在治理冷战这样的大变局上居然根本派不上用场，甚至在冷战期间被边缘化。1982年达成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在冷战结束和联合国改革的时代背景下于1994年生效。
由于WTO主导的全球多边贸易谈判长期无法取得突破，贸易领域的全球治理裹足不前。这些机构尽管不是世界政府，但却是现代意义上在全球层面对超出一个国家范围的问题与挑战的集体治理或国际治理。2016年9月3日，奥巴马宣布美国正式加入《巴黎协定》。2017年，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欧洲政治极化对中欧合作的影响（项目批准号：19BGJ047）的阶段性成果】 进入 庞中英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值得指出的是，在前述澳大利亚学者怀特2012年提出美国与中国分权（协和）的观点之际，奥巴马政府针对中国崛起所出台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正处在实施的关键时刻，美国人根本听不进来自盟友澳大利亚的创新性的对华政策建议。
在怀特看来，面对中国的日益崛起，美国有三种应对策略：与之竞争、同其分权、放弃在亚洲的领导权。在米勒教授等人看来，国际体系中的权力更迭和转移常与冲突相伴，在汲取19世纪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应以更广泛的大国合作框架取代权力转移理论中的双边决斗情势，进而构建一套全新的非正式多边安全机制。
在退出《巴黎协定》后，美国与《巴黎协定》之间的关系也类似于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关系。站在当时的历史节点看，重建的世界向何处去，仍然存在很大不确定性，欧洲面对的是一个空前的大变局。
